知艾舍

一幅美的图片能让人思绪良久

【转载】上百种电路图,接线不求人

火焰燃烧前:

文竹:



上百种电路图,接线不求人


































二、电动机








































































































三、日光灯类








































































四、热电偶


















































五、五电能表























































































六、其他









































继续!















月月




来源:qdsmtz


酷图铺:

高亦克_Samuel・LoFoTo:

【Brooklyn Bridge】

布鲁克林大桥,建成于1883年,被誉为工业革命时代人类七大工程奇迹之一,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建造的大桥,当时最长的吊桥,横跃东河,把曼哈顿岛与布鲁克林连接起来。在新建的WTC上俯瞰他,富丽典雅,雄姿不减。

画面左侧异形褶皱楼为著名的New York by Gehry,由Frank Gehry设计,曾经的西半球最高住宅楼。

 

海洋:

刚见面还没下雪

告别的时候已经看不清远方了


【曹长青:美国强盛的根本原因】

DEAN知航:

一飕:



扁舟唱晚:







chuan666ddw:







天鸣的围脖:

  








   






在全球二百个国家中,在人类二千年历史上,美国真的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吗?美国的国土、人口、资源,这三项都不是全球第一,但为什么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成为自由世界的旗手?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精神理念,独特的建国之本,由此构成人们常说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或者说美国“独特性”。几年前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的两名编辑曾合写了一篇专论总结说,美国的“独特性”在于,美国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国家都“更加自由”,“更加个人主义”。

   






自由(freedom),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确实是美国独特性的两个根本性价值。把它放在近代人类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更能看出美国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三个“幸运”:

   






   






第一个幸运是,“美国没有受到欧洲旧制度的毒害”。

   






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有两场革命,对人类进步意义最大。一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实行了君主立宪,限制了君王权力。另一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殖民统治,建立了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根本价值的伟大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甚至这样评价:当代最伟大的事,是美国的崛起!

   






   






罗伯特.蒙代尔

   






为什么光荣革命能在英国成功,而法国大革命却带来血腥和断头台?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当年英国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她没有其它欧洲国家那样的农民阶级、森严等级的国教、集权强势的君主制等;而是具有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光荣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扩大个人权利的革命。

   






而随后发生的美国革命(独立战争),虽然是从英国独立出来,但是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恰恰是非常欣赏、共鸣主导英国光荣革命的辉格党的理念,其根本追求是个人自由,而不是法国革命那种以“人民名义”建构群体主义专制。

   






   






而且美国的早期移民,几乎都是从欧洲逃过来的革新派新教徒,在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广袤土地上,白手起家,创建一个新国度。所以美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是独特的,跟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美国没有政教合一的教会权威;没有王公贵族;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没有“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的反富倾向;没有“根深蒂固的对商业活动的厌恶”。所以美国的第一个幸运是,“美国没有受到欧洲旧制度的毒害。”

   






美国的第二个幸运是:美国以三大权利和两句话建国。

   






虽然当时是英国属地,但英国的统治是微弱的,甚至是放任的,被史学家称为“有益的疏忽”;所以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就已经是世上最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也相当发达,人民的富有程度是当时世界最高的。

   






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是独特的,不存在一个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没有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描绘的那样一个有巨大贫富差别、穷人哀嚎遍野的社会。美国的工人阶级是富有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并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会从最富有的国家开始”一直都只是幻想而已。

   






   






到了打响独立战争,建成一个新国家时,美国又一次飞跃,主要体现在建国先贤用《独立宣言》确立了美国精神和价值,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根本,而不是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和政府。这份奠定美国文明的文件主要确定了美国人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用“天赋的”这种绝对性,防止任何力量的剥夺。而追求幸福,原意是指个人发财,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后来在这种精神下形成的美国宪法,根本宗旨是两句话: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这“三大权利”和“两句话”,就把美国跟欧洲,以及整个世界拉开了距离,形成了美国的独特性,使美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政体”。

   






第三个幸运是,美国先贤们信奉自由经济。 

   






国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有稳固的民主,强大的军事,蓬勃的市场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就是因为重视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形成了有竞争力的(物质、思想、制度)的利伯维尔场,让人民(消费者)选择,优胜劣败;同时由于政府权力受限,统治精英无法随便剥夺个人权利。

   






   






亚当·斯密

   






奠定人类自由经济思想的经典着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在《独立宣言》发表前四个月问世的。所以,美国人的另一个幸运是,建国先贤大都读过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受到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

   






像写出《常识》一书、被誉为美国独立革命理论旗手的潘恩,就非常推崇自由经济。潘恩认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会自由发展贸易,对经济有好处。他在《常识》中开篇就断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必要的恶,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恶。”

   






   






潘恩

   






潘恩当时(二百年前!)就认知到小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留下这样的明言:“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拥有权利,只负有义务。”

   






这些原则,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并至今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指南。

   






后来领导南北战争、废除了黑奴制度的林肯总统(《国富论》在林肯出生33年前问世的),就深受这部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体自由的经典着作(以及潘恩等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所以林肯当年就曾这样精辟地指出:

   






 “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强化弱者。你无法通过摧毁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你无法通过榨干富人来致富穷人。你无法通过搞垮雇主来帮助雇员。你无法通过透支来摆脱困境。你无法通过借钱得到安稳。你无法通过剥夺人的动力和独立来塑造人格和勇气。你无法通过替别人做他们自己能够并应该做的事而真正帮助他们。”

   






   






林肯

   






林肯强调的不是均贫富,不是反富仇富,更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强调个人自立自强,靠个人能力自我实现,发财致富。这种被称为“林肯哲学基石”的原则理念,成为后来美国(以至世界)左右派分野的标志:保守派认为“自由”(liberty)最重要(高于“平等”);左派认为“平等”最重要。但左派的实践结果是,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了个体自由。最后自由没有了,平等也不存在。均贫富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左派的极端表现。

   






正因为这样一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才使“美国对财富的态度以及它的成就,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美国人比欧洲人更热爱商业,更不反富,更热心创造和拥有财富,并把这视为个人成就的象征。

   






在当年苏联等推行共产主义专制时,在今天欧洲国家走向同样价值取向(以所谓“集体福利”剥夺“个人权利”)的社会主义时,美国,这个“例外”的国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上述两位《国家评论》的编辑在专论中说,美国因推崇七个主要价值而构成了其独特性:

   






1、自由;

   






2、机会和人格的平等(不是财富的均等);

   






3、个体主义;

   






4、平民主义;

   






5、自由放任的经济(laissez-faire);

   






6、宗教信仰;

   






7、用武力扞卫自身安全和自由的决心。

   







   






美国的不幸是:其独特性遭内外挑战 

   






但美国的独特性一直受到挑战,不仅有来自共产国家的敌对,极端伊斯兰世界的仇视,更有来自大西洋对岸的左派知识份子的痛恨,他们希望美国成为另一个欧洲,即有更多的政府权力,更多的精英主义,而更少的个人自由。同时,美国的独特性,也受到美国内部左派势力企图摧毁它的挑战:

   






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左派罗斯福政府就乘机推行侵蚀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大政府新政,其热衷的榜样是共产苏联和法西斯的意大利。罗斯福的主要智囊就曾感歎,“为什麽让苏联独享改造世界的乐趣?”罗斯福们也要像苏联那样推行改造社会的乌托邦。那个时候通过的退休金制度,福利制度,国营经济等,至今仍在损害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先贤们确立的个人自由原则。

   






奥巴马执政时代,更把美国推向社会主义,热衷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高预算(赤字)的政策。政府并不产生钱,奥巴马政府敢这麽做,一是靠高税收,更多剥夺个人财富;二是提前花销年轻人预交(被政府从工资扣除)的未来退休金。如果没有当年罗斯福新政建立的这种强行退休金制度,政府的高赤字运作就不易进行,因很难拿到这麽多钱。三是举债,中国已成美国的最大债主。专家预测,今后十年,美国的庞大债务将升至佔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7%!

   






奥巴马等的这种大政府政策,本质上损害美国的立国之本,侵蚀甚至摧毁美国的“独特性”。奥巴马是以高喊“改变”而上台的。但他想改变的,是美国的独特性,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而当今美国内部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捍卫个体自由),就是传递这样的信号:美国人民要改变的是大政府的体制,捍卫美国历史形成的美国特色,保住美国的“独特性”;使美国仍成为保守派的里根总统所乐于称颂的“山顶那闪亮的城市”,继续成为所有被群体主义奴役的人民的灯塔和希望。”

   







   






来源:格上理财

   







   













重庆,华夏存亡绝续的重要支点

davidgrossman2014:

不为浮云遮望眼:



罗立为:重庆——两次拯救人类文明……


 


  我与王康同学——都出生在重庆。


  生于兹、长于兹、学于兹:


  “老三届”小学-中学“三好学生”(我初中1968级;他初中1966级);


    “文革”红卫兵(分属“保皇”、“造反”派);下乡知青;回城工人;


    1977-1978级“新三届”大学生(西南师范学院;现名西南大学)


    我历史系1977级;他中文系1978级;


 


    


 


            2012.7.罗立为与杨百揆在大同恒山考察:一览众山小……


 


 





 


2014.7.在大同雁门关,左起:北京体育大学女生、杨百揆、女生母亲、罗立为。


 




 

 


 

2014.7.在大同雁门关喜收美女弟子:美女父亲、美女弟子、罗立为、美女母亲。 

 


 



    1980年——我们都是新中国首届直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亲历者:


    我校的选举,比北京大学的选举,还要早两个月!


    我独自一人竞选(名副其实的“独立候选人”),当选为重庆市北碚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康、张鲁、牟群、苏政勋、王宗力等中文系、美术系、音乐系同学,组成阵容庞大的助选团队,力推中文系1978级陈敏、美术系1978级黄云开同学竞选;


    投票日,王康是总监票;


    结果,陈敏以大大低于我的票数当选;


    黄云开落选——后来当选为西师学生会主席……


 


    (——这是王康投身政治路径实验的挫折:


    自己不敢出头;策划-准备那么大半年;精心选好“竞选代理人”;还有那么庞大的一流同学助威团队-助选拉票;自己运筹帷幄,志在必得


    ——结果,被一个“名不见经传”、“永远穿一身劳保服”、单枪匹马、还小两岁的罗立为


    ——半道杀出,异军突起;在全校众多女生和她们的崇拜者的选票拥护下,后来居上


    ——而高票当选(同舍胡晓铭同学戏称:“这是罗纳德-里根的‘荷尔蒙选票’哇”)


    ——用王康当时的说法是“意外的结局”……


 


    没有罗立为——王康1980年的“政治代理人选举实验”——必将大获全胜,那是何等辉煌?!风光无限?!


    有了罗立为——王康一切努力都被打了对折;“成就感”转换为“挫折感”……


    “罗立为”自那时起,就成为王康挥之不去的纠结——以致35年过去——依然耿耿于怀……)


 


     提醒王康:“天意从来高难问”——民心终究不可违!


    民主宪政——是以选票为唯一法槌的……


    哪怕你就只差一票——你的一切努力,不得不在下届——从“0”开始!


 


    你挫败的原因,其实可以面壁自我反思


    ——别以为标榜自己“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唐君毅侄子 + 牛人”“文学家 + 诗人”“民间思想家 + 民主牧师”


    ——选民就必须义务为你“买单”、投票。


    对你操纵选举的挫败


    ——总不能学舌“军座——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聊……”


 


    你纵然“貌似伟人”——活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没有用


    选票不够——没戏……


    在美利坚、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莫不如此!


    你不是抢在司马南(于力)之前出溜到美国了吗?


    明年美国大选,好好体验一把,有点长进,报效家国为妥……


 


 



 


1982.1.罗立为身穿王康不屑的“劳保服”,在北碚像舘拍的毕业照片。时年30岁。



   


  对南宋军民那场自772年前起、长达47年(1232.-1279.年)之久重庆合州“钓鱼城”保卫战;


  对那场起自80年(1931.-1945.年)前全民族生死抗战的陪都重庆


  ——我们都曾经史海钩沉、拨雾破迷——几达40年……


 
  ——重庆,由此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历史走向……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窝阔台多次率蒙古军南侵。


    铁蹄所至,南宋疆域一片焦土——巴蜀、湖湘、江淮……


    四川制置使彭大雅,派部将甘阎立合州“钓鱼山寨”、筑垒重庆城——“为蜀根本”;


    余玠治蜀,纳播州(今遵义)冉瑨、冉璞兄弟方略——“移城于山”——以抗蒙古铁骑:


    南充“青居山”、苍溪“大获山”、成都“龙泉山”、金堂“云顶山”、万州“天生城”、忠州“石宝寨”……


    “凡三十六城”——其工程量——几与万里长城相当!


 


    内中以合州“钓鱼山”最为险固……


    ——重庆军民在王坚、张珏将军率领下,据此抗击蒙古军入侵长达47年(1232—1279年)、


    ——1259(南宋淳佑十一年),击毙所向披靡的蒙哥大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


    (蒙哥指挥20万蒙古大军,进攻“钓鱼城”新东门时,登“脑顶坪”瞭望楼,被南宋军民发炮重伤。


    最后伤重不治,“崩于金剑山温汤峡”,即今北碚温塘峡之北温泉“温泉寺”)


    ——重庆合州军民折断了——整个世界为之战栗的——“上帝之鞭”……


 


    由此,横扫欧亚大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正在进攻埃及、东欧、巴尔干半岛的蒙古军铁骑


    ——万里迢迢回师蒙古和林,重推大汗忽必烈


    ——蒙古军“西征”狂飙——至此打住……


 


    可以说:合州“钓鱼城”的抵抗——挽救了欧洲文明、伯伯尔-阿拉伯文明、非洲文明


    ——不然,听凭蒙古军铁骑——蹂躏至大西洋东岸


    ——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历史——可能不得不改写(比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


 


  重庆军民在合州钓鱼城击毙蒙哥大汗


  ——挽救了西欧基督教文明与“文艺复兴”


  ——由是有了奠定今天人类文明与普世价值的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30年战争》(席勒)、《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奥利弗.克伦威尔英国革命、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拉法耶特-罗伯斯庇尔法国革命、


    《拿破仑民法典》、维多利亚工业革命、奥托.冯.俾斯麦社会保障体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相对论》、信息革命、互联网、全球化……


 


  ——否则,这一切都不可能产生


  ——不信?你看看当今那些曾经为蒙军铁骑蹂躏过的国家或地区


  ——其经济、教育、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法治……


  ——哪一个能与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相比?!


 


  也可以说,没有重庆合州钓鱼城军民击毙蒙哥大汗


  ——人类今天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也就不过中亚、西亚、南亚、中国、蒙古、俄罗斯的水平


    (而且,这还是在欧美文明的推动下才有的)!!!!!!


 


  ——人类将不会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民主宪政、工业革命、蒸汽机、内燃机、汽车、轮船、火车、飞机、发电机、电力、电报、电话、电影、广播、电视、冰箱、空调、康拜因、钻井平台、超级市场、塔楼、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探月、DVD、卡拉OK、潜艇、《相对论》、核能、电脑、互联网、现代医学、现代政治结构、法律、文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国际经济、现代物流、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法院、国家关系与交往准则、联合国、国际安全理事会、现代教育、现代科学、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诺贝尔奖、普世价值、社会保障体系、《人权宣言》、避孕药、安全套、性革命、动物权利、生态环境、信息社会……


  ——更不会有牛顿、达尔文、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贝多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梵高、毕加索、爱迪生、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纪伯伦、泰戈尔、德日进、拉赫玛尼诺夫、玛莎.格雷厄姆、“猫王”、迈克尔.杰克逊、贝克汉姆、罗纳尔迪尼奥、伍兹、加诺尼斯、阿姆斯特朗、苏菲.马尔索、马克.吐温、卢梭、哈耶克、比尔.盖茨、巴菲特、乔布斯、格瓦拉、洛克菲勒、谢尔曼、甘地、特蕾莎、阿里尔-沙龙、昂山素季……


 


  很可能?我们依然住在成吉思汗或卡扎菲式的蒙古包-帐篷里:


  祈祷“皇恩浩荡”、狂欢、生子、纳妾、酗酒、昏昏欲睡……


 


 


 

在西华门大街,左起:罗立为、高安华、耿鼎发、胡德平、李鸣生、蒋子刚、郭玉兰。 

 


 


    我们还可以设想:


  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作为抗战大本营的陪都


  ——没有陪都重庆人的坚韧、坚守、坚持、坚硬


    (“文革”重庆极其残酷的武斗——也是这种秉性的延续!


    抗战内迁的“长江兵工总厂”——为武斗提供了最充足的坦克、野战炮、高射机枪、冲锋枪、狙击步枪、炮弹、枪弹……


    那坐落在沙坪公园深处的“文革墓群”,那119座墓碑里404具遗骸,那404个没有瞑目的亡灵,至今诉说着文革的荒唐与血腥……


   其中一位,是我妹妹同学欧华的哥哥欧家云——听说,他被俘后不降而被处决……重庆第29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


  ——我们将看到无数的东北军“北大营”、沈阳、长春、永吉、锦州、赤峰、承德、天津、通州、济南、保定、开封、安阳、洛阳……一片白旗——“不战而降”


  ——一片明朝末年式的“土崩瓦解”……


 


  人类文明——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大东亚共荣圈”、“欧洲新秩序”的“王道乐土”……


  其间,点缀着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东条英机、“塔利班”、萨达姆、卡扎菲、巴沙尔、金正日、查韦斯、波尔布特、齐奥赛斯库、拉登这样的“英明领袖”……


 


  庆幸的是——上苍垂青重庆!


  ——余玠、王坚、张珏将军选择了合州


  ——蒋公和他的团队选择了重庆


  ——由是,有了合州钓鱼城,有了陪都重庆


  ——人类,有了今天,更有未来……


 


 




 

左起:张耀杰、杨百揆、陈慧鑫、高安华、罗立为、焦国标聚会南新仓“天下盐”。 

 

     蒋公主持建造——铭记中华民族浴血抗争、重庆军民生死决战历史功勋——写下重庆3000年历史最光辉的一页


    ——矗立于重庆市中心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交点处的“抗战胜利记功碑”(1949年后改名为“重庆人民解放碑”)


    ——1980年之前,曾是重庆的最高建筑……(2011.02.07.大年初三,雾雨蒙蒙。李石娇摄影)


 


 


 

 

2015.1.8.-9.罗立为出席“凤凰网——坚守理想:2014.年度名博颁奖盛典” 

 


《The Deep Blue Sea》(《深蓝的海》)  布兰科/乔瓦尼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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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重庆的历史天空            2010年8月20日  重庆


  


 


70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尘。”


这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却正是靠着在重庆度过的15个月,感受到中国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后成为美国头号中国学权威的地位。


 


重庆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它注定要在一个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去担负天下兴亡。


这座内陆山城——曾两度改绘中国和世界地图


(不为浮云遮望眼按:也彻底地改变了西欧-北美的历史走向——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公元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殁于合川钓鱼城


——致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大面积入侵欧亚、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军队纷纷回顾争夺汗位,欧洲的历史才得以归现在大家知道的样子发展”。①


 


其结果是:


穆斯林世界、印度莫卧尔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国连同俄罗斯在内的全部欧亚结合部


——陷于数百年的历史停滞;


 


惟有西欧——赢得了近300年的喘息之机。


欧洲由此突破中世纪的厚重帷幕——开始了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


——并且把这一进程推进到今天——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重庆不过因应形势,耗费20年光阴修筑了一座钓鱼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驻地。


重庆人用自己的铁肩、钢腿和金腰垒筑的城池


——竟坚持了47年的“重庆保卫战”


——浑然不觉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700多年后,重庆意外成为中国战时首都近九年之久


——再次大幅刷新了自己的历史纪录——再次影响了世界与人类的命运。


 



 


中国有史以来曾迁都300余次。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作过不同朝代的首都。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正统的中国政权,最大的外患历来来自北方。


汉民族的防御战略——也历来由北而南,由“守塞”(长城)而“守河”(黄河)而“守淮”(淮河)而“守江”(长江)。此中消息,早有赵孟頫诗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为证。


一部迁都史,即一部废都史,更是一部兴亡史。


 


抗战迁都与历朝历代迁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国际背景


——除了历代迁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战迁都必须具备足以抗衡中华民族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灭亡中国的所有企图和手段的条件,足以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形成,足以坚持到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战首都必须成为战斗中国的象征,中国危而不亡的堡垒。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


正如1939年9月那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与英国皇家空军共同阻遏了纳粹德国空军连续六个星期的轰炸一样


——重庆特有的弥天大雾,也魔术般地缓解了日本军队的毁灭性轰炸。


温斯顿·丘吉尔曾盛赞伦敦大雾。


向来讨厌重庆雾霭的浙江人氏蒋中正,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借《中法天津条约》开始在重庆修建教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189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门户”。也成为“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重镇。


 


重庆又是中国内地近代风气早开之地。


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日、赴法勤工俭学青年,重庆便居全国之冠。


1911年11月23日,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张培爵、夏之时为首的“重庆蜀军政府”。


孙中山曾撰文盛赞,“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


 


近代重庆、四川孕育了众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


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邹容(《革命军》作者,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追谥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将军),喻培伦、朱之洪、杨沧白、黄复生、熊克武、张培爵、夏之时(重庆蜀军政府都督)、杨森、王铭章,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罗瑞卿、赵世炎、杨闇公、张曙时、漆鲁鱼(中共革命家),廖平、吴虞、郭沫若、李劫人、巴金、张大千、蒋兆和(反帝反专制文化人)……


 


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重庆和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


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流动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


四川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川难民不难沟通。


作为战时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国南北东西特性。


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特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重庆和四川人民的热忱、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


  



中国抗战坚持的正是“持久抗战,苦撑待变”,取得最后胜利的正道


——重庆正是这条民族自救正道上的一座巍然耸立的血色丰碑


 


1931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锋芒开始威逼南京。


南京弃守前后,蒋中正盱衡日军“立体作战”和“制空权”优势及攻守兼顾各项因素,方最后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强调,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胁迫中国在南京作城下之盟的图谋,粉碎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表明中国移都抗战到底,建立抗战大后方,坚持持久抗战的大战略立场


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议决:


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战略抉择——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


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漏夜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


三日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前方将士和中外各界才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获悉:


 


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15天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据。30万南京市民惨死日军屠刀之下。日本宣称,“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攻占中国首都,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


三日后,蒋中正再次从前线大本营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庄严宣告:“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


 


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和敌人决生死。(蒋中正《告抗敌全军将士书》,1937.8)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蒋中正《告全国民众书》,1937.12)


 


在一份就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致军内各级长官的密电中,蒋中正以最高军事当局身份下达指令:


“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此前此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华北、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军工、造船、纺织、化工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1300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


 


此前此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私立东吴大学、蒙藏学校、国立中央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私立武昌大学、国立江苏医政大学、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私立沪江大学、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杭州私立三江文理学院、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民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颠沛造次,筚路蓝缕,踏上了孔夫子以来史所空前的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悲壮征程。重庆因之被誉为战时中国“齐之稷下”。


 


此前此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法国巴黎日报、苏联消息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重庆成为独撑东亚战局的国际外交舞台。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政权于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衣冠西渡”


——迁都重庆,在中国迁都史上乃是破天荒第一次。


成为中国人民独撑东亚战局,直至正面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和平而战的世界性贡献。


也成为中国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以后——对国家民族的主要贡献。③


 


1938年12月9日,蒋中正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


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等大本营侵华战略方略,将“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确定为“航空进攻作战”首要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根据“101作战令”、“102作战令”等作战方案,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1939年5月3、4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的欧战爆发前四个月,63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死伤逾5000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


 


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1941年6月5日,德国入侵苏联前17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300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3000的“(较场口石灰市)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于是产生了中外各界交口传喻的“重庆精神”: 


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坚忍不拔。


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刻苦克难。


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牺牲奋斗。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


“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日本狂轰滥炸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


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中正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报》撰文道:


 


目前敌机无分昼夜袭击重庆,每次均投掷多量之炸弹或烧夷弹,其目的在屠杀我非武装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气。敌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无限增强吾人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难之中,然吾人须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更改。敌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重建未来之光荣。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


 


中国的潜力是不可测的,重庆的潜力也是不可测的。过去,外来人看到重庆,那种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说这里并不像一个能够吃苦的抗战首都。到今天,外来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说重庆城一片废墟,这种凄凉,在前方也并不多见。伟大的重庆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代化的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气候、沙漠、海洋、山岳四大天险,却摧毁不了在死中求生的决心与意志。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电池,如果指挥得法,他可能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两年来的大轰炸,好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带上了伟大的花冠。


 


联合国总部那张《二战历史地图》中,重庆赫然在目——作为世界抗战名都,重庆无愧于此殊荣。


重庆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结构和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迭被磨难,历经轰炸,屡遭危迫而固若金汤、巍然耸峙,可谓自然浑成,天佑中华。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领略过巴山渝水的雄浑浩淼,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


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


吴宓、罗隆基、楚图南、聂钳弩、梁漱溟、张奚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柳亚子、孙伏园、阳翰生、张恨水、骆宾基、萧军、萧红、安娥、孙师毅、曹靖华、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无忌、陈纪滢、赵清阁、陶百川、潘公展、肖同兹、邵力子、胡小石、卢翼野、陈望道、楼光来、张士一、艾青、邹荻帆、史东山、郑君里、于伶、陈鲤庭、陈白尘、洪深、金山、赵丹、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魏鹤龄、宋之的、司徒慧敏、吴祖光、黄宗江、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旃、王临乙、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吕凤子、丰子恺、林凤眠、吴作人、刘开渠、黄君璧、雷震、吴景洲、宗其香、特伟、丁聪、尹瘦石、庄子蔓、贺绿汀、郑志声、蔡绍序、马思聪、侯外庐、朱光潜、孙本文、言心哲、柳诒徵、胡适之、顾颉刚、朱希祖、吕振羽、黎东方、邓初民、徐中舒、周谷城、蒙文通、商承祚、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马寅初、潘序伦、章伯钧、章乃器、费孝通、张知本、马洗繁、沈钧儒、史良、张友渔、马星野、顾执中、吴南轩、潘菽、程沧波、王芸生、陈铭德、欧阳竟无、太虚法师、邓子琴、何鲁、孙远光、郭坚白、柯召、郑行芬、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张文裕、任之恭、周钧时、吴子方、任鸿隽、侯德榜、张洪元、付鹰、林一民、冯简、陈章、胡庶华、罗冠英、顾毓琇、茅以升、胡焕庸、张其昀、沙学浚、竺可桢、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卢于道、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垣、杨廷宝、梁希、金喜宝、李演泰、蔡翘、谢锡臻、吴晗、夏衍、许德珩、冯友兰、贺麟、杜国庠、陈寅恪、翦伯赞、臧克家、郭沫若、熊十力、方东美、宗伯华、汤用彤、张君劢、唐君毅……等成千上万名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名流及其子弟门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


 


从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84430748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量三分之一,生产了数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并出口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重庆数十家大型兵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300万支,各种火炮8万多门,各式枪弹85000万发,炸药包370万个,各式掷弹筒7万多具,军用皮具11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75万吨。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22次会战,1000多场战役和近3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302.5万川军奔赴抗战前线,其中686,991人喋血沙场,356,267人英勇负伤,24,025人杳然失踪,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川军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抗战阵亡380万将士中,川、渝籍官兵居五分之一!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


——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不难论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八年期间,美、英、苏、法等三十多个盟国驻节重庆,四十多个国家在此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各种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组织。国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团与盟国、盟军和各国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飞赴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士会谈。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第一次开始携手合作。


1940年10月,美国退役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在黄山与蒋中正议定组建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即“飞虎队”。


1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黄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商拟三国军事联合计划,组建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并派出居里、华莱士、史迪威等高级军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职。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皆与之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


1943年11月,蒋中正、宋美龄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1944年4月,重庆工商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通商会议,这是中国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1945年2月,宋美龄应邀访美,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取得巨大成功。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51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同时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顺便提一句,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


——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50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


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如果重庆被炸垮了,中国将无险可守,中国将再次亡都,甚至亡国。


以中国之大、中华民族之坚韧,中国势将最终取得抗日复国的胜利——那将是另一种历史结局。


 


如果重庆没有苦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支持到抗战胜利


——就像700年前坚持了47年的抗元“重庆保卫战”,那么,日本很可能不会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转而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北进”——与德国夹击苏联,再西向攻取英伦,最后收拾美国,而不是犯下它最致命的战略错误“南进”——过早地单独与美、英直接开战。那么,中国与世界的战争分晓肯定大不一样。


世界反法西斯大国之所以不吝其辞赞誉中国,乃是因为中国始终拒绝与日本“携手”,更不向日本投降,而在东西两端为盟国赢得了战略转机。


斯大林最担心的事——日本进攻符拉迪活斯托克(海参崴),再向贝加尔湖挺进——终于没有发生,唯一的原因是“只有当日本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罗斯福更是从全球战局的视野评价中国抗战:


 


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其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希望的大任降诸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苦难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至高垂顾,重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祖国。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


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500磅重量炸弹于10米内,亦无法摧毁;16吋加农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瞭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撰《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巍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


 



抗战陪都是中国人民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


抗战陪都诞生于中国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是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国家理念迅速更新的产物。


一名中国领袖,必须永远意识到,他是3000年历史的继承人,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亿万国人的公仆,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几十年历史的匆匆过客和某部分人群的代理。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


 


那么,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空按照与俄国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世界理论,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国家精神塑造者们看来,革命是天地下最神圣的事件之一,应由道德高尚的公民来领导,其宗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发展。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告诫蒋介石,他的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美国不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


1944年10月12日、11月8日,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与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的两套“建议”。美国从此陷入将被历史证明不可能成功的国共调解的泥潭。


 


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的43天中,世人多次目睹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聚首中国抗战首都的风采、器识、胸襟和气象。43天中,蒋、毛二人九度会晤,其中三度为两人单独晤谈。


 


1945年10月10日,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国庆节,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中外舆论迅速加以报道。


 


在一片欣喜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双方的歧见和隔阂并非可以在一次谈判中化除。


敏感知情人士已经觉察出某种弦外之音、某些不祥的征兆。


 


而重庆谈判两位主角——比所有局外人更为现实、冷静


——坚定地固持着不可通融的立场,迅速将所有纪要、协定、承诺置诸脑后


——并且立即做好走向战争的准备。


 



历史的苦涩与荒诞,人性的微危与阴冷,总与那些冠冕堂皇的外观、道貌岸然的举止、夺席谈经的儒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重庆谈判两位中国主角蒋介石、毛泽东个人之间,表面礼尚往来,称兄道弟,私下却以最仇恨最恶毒的不堪之词相互指称。中国近代以来,类似国共最高领袖之间不共戴天者,未为有之。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曾并肩作战,也曾同床异梦,互为根本对立的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的代表。但三人之间多少维持着现代人类和文明民族之间的基本关系。


在多次谈判中他们唇枪舌战,为各自的国家谋取最大利益,同时彼此也不乏真诚的谅解和敬意,且基本遵守了彼此达成的协议。


直到死后,都曾流露出让世人感触不已的人之常情。丘吉尔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好像“被人猛击一拳”;斯大林则“神情黯然”,紧握住美国大使的手“足有30秒之久”;


一向与罗斯福作对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讣告式”的社论,以真正忧伤的口吻盛赞死者;


连铃木首相也对日本的最大死敌“深表敬意”。东京电台则“为这位伟大人物的逝世”播放哀乐。


 


重庆谈判中两位主角——丝毫没有表现出让时人和后代可以感动的大政治家不可或缺的真诚、坦荡、胸怀和登高望远的气象。


中国两位最有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权的人物之间,如此冷漠,充满敌意,必欲灭之而后快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悲哀和不幸。


 


中国百年内忧外患,兵连祸结。


日本入侵更使中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如此惨痛的命运如此不幸的民族,以最大的近乎哀求的祈愿,企望重庆谈判将是和平与民主的开端。


 


重庆谈判无情地背逆了中国人这一天经地义的要求。


在世界反法西斯诸国中,只有中国又陷入自相残杀的内战。


重庆谈判没有作为民族团结、阶级和解、政党合作的起点,而是作为内战的序幕。


 



 


正如重庆谈判虽则顺应了中国人渴慕和平与民主,却并非真正由中国人自主推动和促成一样,重庆谈判和嗣后召开的政治协会议最终被国共内战取代,这固然因为国共积怨太深以及当时的国家政治、军事状况所致;


而美苏两国由战时盟国迅速走向“冷战”对抗的世界大势,则仍然是更深广也更强悍的主因。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应在出兵中国东北三个星期(最多三个月)之内把东北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斯大林权衡新的苏美关系及其在亚洲对抗的前景,最后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以防止在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上与苏联对立而与美国更为接近的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


这种远非由中国人所能预见因应的外来“偶然”因素,以及中国人无法研判、更无力改变的苏美两国的“历史使命”和“天定命运”


——如同一场巨大的宿命,使包括重庆谈判在内的所有现代中国重大事件发生变形、逆转和翻覆。


 


几乎与重庆谈判同时,国共两党两军就开始了抢占东北的竞争。


从战略观点看,战后的国共两党如果执意要为夺取国家政权决一死战,那么东北之争,当是决定性一役。


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亦即按照美英苏尚能维持同盟关系的《雅尔塔协定》,苏军应在三个星期到三个月之内将东北连同关东军全部装备和所有工业设施交还国民政府,而这无异于在即将开始的美苏“冷战”中,为苏联自己培植一个亲美反苏的政权。


苏联合符历史逻辑的抉择是,拖延时日,不顾两国协议,把东北交给国民党的对立面。


 


重庆谈判正是一场美苏两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为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殊死较量作好准备所不可缺少的“嘴皮和纸面上的纠缠”,国共两党赢取时间以便获得内战主动和优势地位的场所。


重庆谈判必然破裂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八年抗战中一再标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背后,国共两党的历史积怨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因为抗战带来的力量消长和国际空间的转换、尤其是美苏两国同盟关系背后潜藏的猜疑、防范和价值体系的对立,而变得日益尖锐、复杂、不可调和。


抗战八年,正如美苏之间并未发展出一种超越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新型历史哲学一样,国共两党也完全没有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和现时利益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大义。


国共两党宿怨依旧,裂痕依旧,对立依旧,中国抗战反复出现的党争和内战阴影,无一不是缘自国共之间难以通融的为战后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的战争准备。


“国共反映美苏”,重庆谈判的全部复杂性和所有扑朔迷离的事像,都是“三国四方”关系演变的结果。


 


无论如何,重庆谈判已经落幕了65个年头。


 


即使作为一次流产和失败的历史性会晤,重庆谈判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民族、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基础;关于中国道路、命运和使命;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人类责任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论列的范围和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


 


十一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两党、青年党、民主同盟、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共38人,再次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基本自由,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坦诚而富有成效的阐述和论辩。


 


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他们都指出,这一方案,“向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目标上开走了”,都表示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


 


然而,囿于深刻的历史局限,包括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内的中国政治—军事领袖真正信奉的,还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真正迷恋的,还是剪灭异己、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哲学;真正擅长的,还是战争解决争端,胜负裁断是非;真正实行的,还是专制、独裁、惟我独尊。


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自由、民主、和平、人权和宪政已经成为时代主潮。谁拒绝给人民以自由,谁就在道义和法理上成为人民公敌;谁拒绝给人民以民主,谁就在历史和政治上成为民族罪人;谁拒绝和平,谁就是战争贩子;谁拒绝保障人权,谁就是时代的反动派;谁拒绝实行宪政,谁就注定要被历史淘汰。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民党尽管负荷各种历史沉疴和战争创伤,尽管患有严重的腐败痼疾,尽管面临极为复杂艰险的国内国际形势,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东方大国执政党,毕竟处于历史的巅峰,毕竟拥有影响国家前途的主要优势力量,毕竟对于民族和解和国家命运负有主要责任。


抗战胜利后的陪都重庆本是国民党顺乎天应乎人,抛弃历史包袱、超越自身局限、刷新中国政治、重获生机再造中华的不可再遇的最后空间;


然而,国民党却做出了违逆时代意志的判断和决定。


在还都南京短短三年半时间内,便重蹈南京政权时期内战覆辙


——而攻守之势异逆——选择了战争——选择了败北。


 


民主建国胎死腹中,决不是中国的幸事。


已经跻身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四强”地位、以独立、人权、自由和民主名义战斗了八年的中国,却最终没有走上现代国家的坦途。


 


  


十二


1997年,重庆第三度直辖。


 


这个融山城、火炉、雾都、军工基地、长江三峡、川江号子和辣遍世界的火锅王国于一炉的生命-自然共同体


——禀赋冲动,好走极端。天下有事,外敌压境,战火方殷,革命造反。重庆总会让历史震惊,世人侧目。


重庆很难像北京那样庄重、气派,定于一尊;像上海那样精明、细腻,自成一派;像广州那样方便巧善,唯利是趋;像成都那样悠游、闲适,安享太平。


这里光影变幻,节律迅捷,色泽斑驳,旋律高渺,故事密集,风物如歌。


重庆始终元气充沛,重庆妹仔的艳丽,重庆球迷的狂热,重庆伙子的耿直、浮躁、火爆……


——重庆永远拒绝一览无余,鄙夷平庸,蔑视酸腐。


 


重庆的山河结构和人文历史里,秩序、规则、理性和中庸、妥协、谦和一类经验和脾性,素来不大被尊崇、信守


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在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时流中,重庆的步伐笨拙而紊乱;重庆的苦难、牺牲以及莽撞和愚昧,仍然令人刮目相看。


 


无论钓鱼城还是抗战首都,无论重庆谈判还是三峡工程,无论日本帝国的轰炸还是英美盟国的嘉许,无论“武斗之冠”的亡灵还是惊天动地的祸患


——都是我们的缘分,都是我们的遗产,都是重庆之为重庆的命数,都是造化所钟


——以玉成这座不设防、不矫饰、不炫耀、不自恋、更不自弃的不朽城池。


 


十三


2008年4月30日、2009年5月27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先后莅临重庆;


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在重庆签署;


2010年7月7日,重庆50余名画家、历史学家和策划家联袂创制的抗战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首展,逾十万民众参观了这幅来自抗战陪都的艺术巨构。


“还原历史真相,找回民族大义”的誓约回荡在两岸中国人心中。


 


人们有理由对重庆寄予厚望。


重庆谈判的庄严承诺终应兑现,签署中国人结束内战的和平协议,已日益成为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意志。


重庆效命国家民族的夙愿和使命仍然任重道远。


重庆的历史天空——再度透出它那深邃苍茫、悠远高旷的本色——令人深长思之。


 


中国抗战首都——重庆这一历史共同体——距今已整整70年。